陈楸帆：科幻和潮汕神明信仰都是一种系统 | 新气集播客
文 | 李梓新
科幻作家陈楸帆曾经一度不喜欢提及自己身上的潮汕人标签。他戏称自己当年从汕头考上北大中文系是求神问卜后得到的指引。潮汕的神明信仰乃至生活习惯在人近中年之后在他身上越来越显现出来，甚至和他的科幻世界取得了融洽的关联。
我们谈到了他基于潮汕文化背景的科幻作品《巴鳞》、《荒潮》及其后续。潮汕为他的科幻作品提供了独特的出发点。而我们更热衷于谈起我们共同的人生出发点——潮汕的食物、风土、人的观念，语言乃至一个孩子所感受到的一切。
*温馨提示：这是一期有部分潮汕方言的播客节目，大部分还是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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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楸帆：在我看来科幻原教旨主义者特别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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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节目部分内容文字摘录 ·
李梓新：对于潮汕，大家可能知道牛肉火锅这类美食，但对于它的精神文化不一定了解。
陈楸帆：就连我自己对潮汕的感情都经历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在我上大学之后，我从潮汕去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感觉到自己格格不入，当时有点想摆脱“潮汕”的标签。因为以前很多人会觉得潮汕人大男子主义、重男轻女，给你贴上负面标签，所以那时候我在很多场合介绍自己是广东人，但不会明确说自己是潮汕人。现在我的变化非常明显，我更主动地介绍自己是潮汕人，更主动地去拥抱自己的身份，甚至在写作中更多地融入潮汕的元素。我也会主动回去找一些老人或是民间手艺人交流，想要更多地了解自己的根源，这是发生在我身上一个很大的变化。我觉得潮汕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很多东西。所有的创作者到最后都要去寻根，你还是得回到你的起点，只有接纳了那个起点，你才能完全了解你自己，才能写出更多的东西。
李梓新：我觉得潮汕是一种很矛盾的存在。一方面，我们确实来自小城市，见闻没那么丰富。比如我小时候就没看过王小波，到了大学才被启蒙；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潮汕没有那么落后，潮汕人的适应力和开拓精神非常强。你怎么看待这种矛盾性？
陈楸帆：保守和冒险是并存的。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特别保守，但有时候你又觉得自己做出了很多大胆、超前的选择，这其实是流淌在潮汕人血液里的东西。而且潮汕人真的需要往外走，他走得越远，做出的事情就会越大。
李梓新：因为如果你始终没有走出潮汕，就不会用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潮汕和那里的文化。
陈楸帆：是的。当时我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汕头真的太小了，全是亲戚和熟人。所以我报考北大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念头：我要走得越远越好。
李梓新：刚去北京肯定会碰到食物上的冲击吧，你第一个喜欢上的外乡菜是什么？
陈楸帆：应该是食堂的东北菜。我们宿舍楼下是北大学一食堂，最有名的一道菜是酱肘子，外皮很嫩，里面的肉又炖得很烂，所以我第一道记忆最深刻就是酱肘子。
李梓新：我受到的第一个冲击是鱼香肉丝里面没有鱼。我觉得京酱肉丝和宫保鸡丁都挺好吃的，但是我很吃惊北方竟然会有糖醋里脊这么甜的东西。现在大家都说潮汕菜甜，但我觉得除了甜品之外，潮汕菜本身没有那么甜。然后，我去北京第一个喜欢上的菜是刀削面，我骨子里可能是个西北人，我到今天都很喜欢西北的各种面食和烧烤。
陈楸帆：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他们把酸辣汤还有疙瘩汤当做汤，但在我看来这是主食。那边的西红柿鸡蛋汤我都觉得不能算汤。
李梓新：我觉得西红柿鸡蛋汤还行，但酸辣汤口感真的不像汤。还有，我们南方的豆花是甜的，但北方豆腐脑是咸的，上面会浇很多酱油。
陈楸帆：我还被北京的同学带去吃了好多小吃，卤煮、炒肝、豆汁儿、焦圈、麻豆腐。其实我挺喜欢卤煮的，有点像我们那边的粿汁，上面要浇卤水，里面有大肠，但我不能接受豆汁儿和炒肝。
李梓新：炒肝我能吃一点。我在大学时候，食堂里没有很多的北京小吃，反而在我工作后出差，我喜欢住在胡同里，胡同边上有很多小吃店，我就会去吃小吃。
回忆潮汕生活
李梓新：因为我们年龄相仿，成长的时代背景也很相似。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小时候，我很少能找人一起回忆这些事情。比如我小时候很喜欢玩那种小纸片，叫做“安仔”。上面印了水浒108将或是孙悟空，你需要找好角度让你的纸片压过别人的，涉及到一种物理力学，那时候我精于此道，虽然后来我的物理很一般（笑）。
陈楸帆：我玩过这个游戏。以前还有很多好玩的游戏。比如我在《巴鳞》里写到的那个游戏：假装面前有一条河，孩子们站在岸上，中间有一个小孩扮演水鬼，你要把脚伸进河里再收回来，河里的那个“水鬼”会来抓你，谁被抓住了谁就下去当“水鬼”，原来的“水鬼”就可以上岸变成人。那个游戏很有奇幻色彩，有点像聊斋。
李梓新：小时候你会拜老爷或是神明吗？我小时候会拜，因为家里人要拜祖宗，拜祖宗其实和拜老爷差不多。也有人会去祈求神明保佑成绩，用红绳子挂一个吊坠戴在身上，我还会在考试之前拿一支笔祈祷。
陈楸帆：小时候我住在一条巷子里，巷头就是一个很小的老爷庙。每天经过都会看到很多老人在拜老爷。那时候如果爸妈让我拜我就会拜，但是其实心里不太相信。现在我逐渐接受了潮汕这套信仰神明的风俗，它给我的科幻写作提供了很多灵感。我也一直在思考怎么把这套系统融进我的写作里去。在我看来，这套体系像是一个跨维度的通信基站，比如拜老爷其实就是在发送自己的信息到另一个维度。前两年的大年初五，我特地跑去乡下看老家的人“营老爷”，那天整个乡里的年轻人都出来了，他们扛着一个巨大的老爷像，穿街走巷，燃放鞭炮。我很惊叹如此巨大的仪式可以保存得这么完整。其实很多东西你相信那就是真的，你不信那就不存在。彭罗斯说过，信仰是认知里面很重要的部分。
李梓新：是的，我的家乡也有一套固定的神明系统，形成了特别浓郁的宗教文化，我还是倾向去相信。现在我一闻到香火的味道还是会感到熟悉，就像回到母体一样。
陈楸帆：我也会有这种感觉。但是现在很难闻到这种气味了。
李梓新：正是因为难得，你才会在闻到之后有特别的熟悉感。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安放，特别是人到中年，经历了很多事情。而这个安放不一定是理性的，有时候它代表了一种文化，但是我们似乎不会把这种文化向外展示。所以未来如何去保存这种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其实你的科幻小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传播文化的载体。
陈楸帆：是的。有些文化比较容易传播，比如工夫茶，但有些文化传统，如果没有老人还在坚持的话，我们不会想到去做，比如祭拜神明。所以，我们需要更多地探讨如何保存这类文化。
李梓新：你的小说《巴麟》其实是一种很有潮汕特点的鱼，比较便宜。小时候家里穷，它就成为了我们常吃的鱼，菜市场上随处可见。那时候主要是把它做成鱼干，我很喜欢吃煎的鱼干，这是我的灵魂食物之一。另外，泉州还有一个致力于传播本土文化的咖啡馆，非常有名，就叫“巴浪鱼”。你曾说过自己中学有个外号也叫“balang”。
陈楸帆：对，我当时是班长，班长在潮汕话里听起来很像“balang”，潮汕话里有很多无厘头的谐音。
李梓新：除了巴麟鱼，潮汕还有很多鱼在别的地方也很少见，比如“大眼鱼”，这种鱼比巴麟鱼高级，长得红红的，看上去很喜庆，肉质也更好。还有马面鲀，这种鱼在外边也很少见。大的马面鲀没有小的好吃，小的马面鲀放点葱或者是做成鱼干都很好吃。豆腐鱼也是我们小时候常吃的，如今在外偶尔才能吃上。
陈楸帆：对，这种鱼在我们家乡叫做“殿鱼”，意思是“硬的”，但有趣的是这种鱼其实特别软，没有骨头。写《荒潮》期间我查阅了很多资料，想弄清楚这些鱼的学名。除了鱼，还有各种贝类，我们每年都会吃，寓意红红火火。贝类一定不能煮的太熟，用开水微微烫一下就好，太熟的话血就不红了。
陈楸帆作品《荒潮》
李梓新：我们那儿的银鱼也比较小，小的银鱼炒蛋很鲜嫩。
陈楸帆：是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会都感叹，我在北京的这么多年是怎么度过的呢？可能是因为年轻时候的我和现在不一样，年轻的时候不太在乎生活品质，人到中年却越来越讲究，就要吃我喜欢吃的，家乡菜才是最好的。
李梓新：那时候一个班有六七十个人，成绩自然会有分层。但是我们不管成绩好坏，都是朋友。有人到了十四五岁开始叛逆，模仿山鸡、古惑仔，你们当时在学校也会有这种群体嘛？
陈楸帆：有的，我也参与了一些小团体，围观别人打群架，但我自己不参与（笑）。我不会因为别人成绩不好就不和他交朋友。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补习班，放学了大家就在学校附近的花园玩。现在回忆起来真的很美好，作业很少，每天只上半天课，我经常跑去租录像带看电影，看各种港片、武侠片，像《射雕英雄传》。我看科幻也是从时候开始的，那真的是一个黄金时代。
李梓新：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会走文学这条道路？
陈楸帆：我其实没有特别清楚的意识，但是中学时期我的作文还不错。当时老师把全校作文优秀的学生召集起来成立了文学社，让我担任社长，我就开始带大家一起写稿件、办报纸、编杂志。但我完全没有以后要成为作家的想法，觉得那离自己太遥远了。我中学开始看王小波，还模仿他写过很多文章。当时受南方系媒体人的影响，我们自己也办了一份地下刊物，专门发乐评、影评，风格非常青春洋溢。有一次我还写了一篇乐评抨击当时的流行乐坛。那个时候在潮汕没人和我讨论文学，我就写信和笔友讨论。
我到北大其实是我班主任要我报的，我本来也没有这个打算，后来我还挺感谢他的。我当时对北大根本没有概念，我跟我妈说，老师要我报北大，我妈说要不我们去算一卦？这就特别潮汕了，很有意思。我们找了一位算命先生，在一个小巷子里有个老爷庙。算命先生有一本书，看着我的生辰，算命先生说没问题，你肯定能上。我妈还质疑算命先生，她说他可要报北大，你知道北大是什么吗？算命先生说，这书上写了，他不管报什么都能上。现在想起来，这可能是种积极心理学吧，也是一种运气。
李梓新：考上之后要大宴宾客吗？
陈楸帆：要的，而且还要去老爷庙里还愿嘛。
李梓新：一方面，潮汕人真的保守，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潮汕人的适应力和开拓精神又不矛盾。
陈楸帆：保守和冒险其实是并存的，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保守，但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做出了一些大胆的选择，有些在别人看来可能是超前的。
我本来一直是理科好，在高三前我一直准备学物理相关的专业，但是在高三那年，班上来了一个代课老师，他教历史，他带了我们两个星期，然后他告诉我你要去学历史，你将来会成为外交人才。我小时候可以说是没什么主见，就稀里糊涂去了历史班，变成了文科生，阴差阳错上了中文系。实际上我对物理化学一直是很有兴趣的，我这两天还在看一些科学研究的新进展，而且要跨学科地看，从事科幻写作就是要不断去了解这些。
李梓新：科幻是不是属于观念大于文笔的一种表现形式？
陈楸帆：是的，世界观大于表达。科幻的底层是一些很本质的问题，我觉得一个对于哲学没有思考的人没有办法写科幻，那样写出来的东西会非常肤浅，浮于表面。
李梓新：潮汕在你之后的文学创作中所占的比重会有多大？
陈楸帆：之后我还会写《荒潮》的续集，可能会把背景放在深圳，但是主角还是潮汕人，这依旧是一个潮汕故事。因为我觉得关于潮汕我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写。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潮汕其实是缺失的，有很多人写东北、写北京，但没有太多人写潮汕。
自由氛围和草莽气息
李梓新：当时你进入北大后，会有天之骄子般的受瞩目和精英感吗？
陈楸帆：一开始会有，但过了一年，你就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因为身边藏龙卧虎，自己什么都不懂，心态就又恢复平稳了。
李梓新：你觉得北大对你来说是一个负担还是金字招牌？
陈楸帆：我觉得两者都有，更多的时候是负担，因为别人会对你抱有更高的期望。另外，北大的氛围很自由散漫，大家都有很多想法，喜欢剑走偏锋。后来我意识到在北大真的没人管你，你需要自己去找到你的路，但是我也看到很多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放飞自我。这可能也是中国的大学严禁宽出带来的弊端。不过现在不一样，现在学生的压力更大了。
李梓新：但是宽松的确有好处，我们那时候宽松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氛围，但今天，如何在如此紧张的社会氛围里自己保持宽松，还是需要建立自己的调节体系。
陈楸帆：尤其是从事创造性的工作，人在高压的环境下很难创新。你需要学会自我调节，张弛有度。你需要自律，主动输入大量信息，同时，你还要去消化，保持放松的状态它才能转化成你的创造力。
李梓新：我觉得2000年前后的北京有一种草莽气息，很适合潮汕人，可能今天已经没有了。
陈楸帆：那时候北大东门有一家雕刻时光，小南门也还没有拆，街头路边全是诗人摆摊，卖自己的油印诗集。那时候有好多人会去北大蹭课，我们每次上课，教室最后都坐了一堆“文学中年”。我认识一个兄弟考了5年中文系的硕士，头发都白了，经常和我们一起上课。
李梓新：你之前在接受访谈时谈到，如今很多司机不认路，单纯依靠导航，导航就像是人脑外包给云端的外挂。我们人类以后的很多技能和储存也会依赖外挂，你觉得这个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陈楸帆：未来一些强记忆、强计算、强推理的工作肯定会交给机器，因为人不可能比机器算法更精准更快速，而且机器能存储比人脑更多的信息和数据。所以将来培养孩子学什么就成为了非常关键的问题，是刚性和柔性的选择。
李梓新：如今我们依然在用刚性的方法学习刚性的内容。
陈楸帆：所以，我们真的是幸存者。上次有一个外媒记者问我，作为一个高考的幸存者，你是如何做到保存自己的想象力的？
李梓新：所以今天的播客里你给出了回答，就是小学四年级以前每天只上半天学，大学四年基本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笑）。
陈楸帆：是的。我觉得小孩子只要真的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就会很努力，他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去学东西。但如果你要硬逼他学一些东西，他可能就会叛逆，这种新闻太多了。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柔软、弹性的东西，这是没有办法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的，但是这恰恰才是决定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东西，影响着你对待人生、看待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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